降灵节婚礼。。佚名。 那个降灵节，我走得晚，直到一个晴朗的星期六下午一点二十分，我那大半空着的火车才开动。车窗全关着，坐垫暖暖的，不再感到仓促了。我们经过许多房子的后面，穿过一条街，玻璃窗亮得刺眼，闻到了鱼码头宽阔的河面平平地流开去，林肯郡在那里同天和水相接。整个下午，穿过沉睡在内陆的高温，延续好多英里，火车开开停停，缓慢地画一条南下的弧线。开过了大农场，影子小小的牛群，浮着工业废品的运河，罕见的暖房一闪而过，树篱随着地势起伏；偶然有草地的清香代替了车厢椅套的气味，直到下一个城市，没有风格的新城，用整片的废汽车来迎接我们。一开始，我没注意到婚礼的动静，每个停车的站台闪着阳光，我对阴影里的活动没有兴趣，凉爽的长月台上有点喊声笑声，我以为只是接邮件的工人在闹着玩，因此继续看我的书。等车一开动，我才看见经过一些笑着的亮发姑娘，她们学着时髦，高跟鞋又如面纱，怯生生地站在月台上，看我们离开，像是在一桩公案结束之后，挥手告别留下来的什么东西。这使我感到兴趣在下一站很快探出头来，看得更仔细，这才发现另一番景象：穿套装的父亲，腰系一根宽皮带，额角上全是皱纹；爱嚷嚷的胖母亲；大声说着脏话的舅舅；此外就是新烫的发，尼龙手套，仿造的珠宝，柠檬黄、紫红、茶青的衣料已近尾声。在整个旅程中都有新婚夫妇上车，别的人站在一边，最后的纸花扔过了，随着最后的嘱咐；而更向前行，每张胜似乎都表明究竟看到什么在隐退：孩子们不高兴由于沉闷；父亲们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成功，感到绝对滑稽女人们彼此私语，共享秘密，如谈一次快活的葬礼；而姑娘们，把手包抓得更紧，盯着一幅受难团。总算是自由了，满载着他们所见的一切的总和，火车向伦敦急驰，拖着一串串蒸汽。现在田野换成了工地，白杨树在主要公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，这样过了大约五十分钟，后来想起来，这时间正够整一整帽子，说一声可真把我急死了”，于是十几对男女过起了结婚生活。他们紧靠坐着，看着窗外的风景——一家电影院过去了，一个冷却塔，一个人跑着在投板球——却没有人想到那些他们再也见不着的亲友，或今后一生里将保存当前这一时刻。我想到舒展在阳光下的伦敦，它那紧密相连的邮区就像一块块麦田。那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当我们快速开过闪亮的密集轨道，开过静立的卧车，迎面来了长满藓苔的黑墙，又一次旅行快要结束了偶然的遇合，它的后果正待以人生变化的全部力量奔腾而出。火车慢了下来，当它完全停住的时候，出现了一种感觉．像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射出了密集的箭．落下来变成了雨。

遗物。。佚名。 我在海边捡到这块颚骨那里，海蟹，角鲨，被细浪击碎，抛起，半小时后碎成粉末一切又重新开始。海水很凉：漆黑的海底不讲究友谊：没有轻触，只有捕捉和吞噬。那些颚，在吃饱吞足或者松开紧张的欲望以前，就滑下另一些颚；只剩下光骨。颚吞吃，被吞吃，然后颚骨冲上沙滩：这是大海的成就；还有贝壳，脊椎骨，利爪，甲壳，头骨，海中的岁月吃掉它的全部，变强壮，吐出这些不消化的，欲望的帆桅，自海面上沉落。什么也不会在海里兴盛。这些弯弯的颚骨没有笑而是牙关紧咬，现在成为一座纪念碑。

红色。。佚名。 红是你的颜色。不是红，就是白。但是红是你裹着自己身体的颜色。血红。是血吗？它是温暖死者的红赭土？它是使宝贵的祖传遗骨，家人的尸骸不朽的赤血石。当你最后采用你的办法走了时我们的房间是红色。一间审判室。盖子盖好的珍宝盒。血红的地毯印上了暗黑色纹路，像是凝结的血块。红宝石颜色的灯芯绒窗帘挂在那里，如同血的瀑布，从天花板直泻到地板上。坐垫也是如此。同样，沿窗台是胭脂红色。一间令人心悸的房间。阿兹台克人的祭坛——圣殿。只有一张张白书架避开了血红。窗户外边单薄的皱而脆弱的罂粟花如同血染了的皮肤；你父亲用来给你命名的撒尔维亚草，红得像伤口里涌出来的血；还有红玫瑰，心脏的最后一滩血，动脉流出的灾难性的必死无疑的血。你的天鹅绒长裙，血染的包扎布，深红如勃艮第红葡萄酒。你的嘴唇，一抹深红。你陶醉在红色里。我感到剧痛，像摸到刚包扎好正变硬的伤口上的纱布。我能触摸到纱布里开口的血管，隐现的痂斑。你把所有的东西先打上白底，然后泼上玫瑰红，压住白色，俯身于白色，滴下玫瑰红，哭泣着流出玫瑰红，愈来愈多的玫瑰红，有时在玫瑰红之中画一只小蓝鸟。蓝色对你来说比较好。蓝色是翅膀。旧金山买来的翠鸟蓝绸衣包住你妊娠的身体。在严肃的抚摸里。蓝色是你和蔼的灵魂－不是食尸鬼而是受震惊的考虑周全的护卫者。在红色坟墓里你躲开了骨科诊所的白色。但你失落的宝石是蓝色。

饮水。。佚名。 她每天来打水，每一个早晨，摇摇晃晃走来，像一只老蝙蝠。水泵的百日咳，水桶的声音，捅快满时响声逐渐减弱，宣告她在那儿。她那灰罩裙，有麻点的白搪瓷吊桶，她那嗓门吱吱嘎嘎地响就像水泵的柄。想起那些夜晚，满月飘过山墙，月光倒穿过窗户映落于摆在桌上的水杯。又一次我低下头伸嘴去喝水，忠实于杯上镌刻的忠告，嘴唇上掠过；毋忘赐予者”。

警察来访。。佚名。 他的摩托车立在窗下，一圈橡皮像帽斗围住了前面的挡泥板，两只粗大的手把在阳光里发着热气，摩托的拉杆闪闪有光，但已关住了，脚蹬子的链条空悬着，刚卸下法律的皮靴。他的警帽倒放在地板上，靠着他坐的椅子，帽子压过的一道沟出现在他那微有汗水的头发上。他解开皮带，卸下那本沉重的帐簿，我父亲在算我家的田产收入，用亩、码、英尺做单位。算学和恐惧。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，盖子紧扣着，有绳子连结着枪托。有什么别的作物？有没有甜菜、豌豆之类？”没有。”可不是明明有一垄萝卜，在那边没种上土豆的地里？我料到会有小作弊，默默坐着想军营里的黑牢的样子。他站起来，整了整他皮带上的警棍钩子，盖上了那本大帐簿，用双手戴好了警帽，一边说再见，一边瞧着我。窗外闪过一个影子。他把后底架的铁条压上帐簿。他的皮靴踢了一下，摩托车就嘟克、嘟克地响起来。